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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三百年实现的建筑现代化，在中国几乎压缩到了30年完成，近几年，国内建设量迅速饱和，进入了存量时代。在这种现实冲击下，许多人对建筑行业持悲观态度，甚至觉得行业即将终结。
然而建筑是一个存在了500多年的传统行业，变化是必经的过程，在这一点上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建筑师矶崎新可能更有发言权。2019年，年近90岁的他获普利兹克奖时，曾说上一个时代已经终结，也就意味着自己又站在了新的原点上。
文｜孙小野
不易过时的设计，包含了对未来的判断
中国的建筑现代化，一度比发达国家晚了很多年。“1990年代初，中国的建筑文化和外界的交流是很有限的，看什么都很新鲜。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亚运村的房子都觉得特别现代，白白的，雕刻感很强。还有广州的白天鹅宾馆，市民第一次走进五星级酒店大堂，地又滑，很怕摔倒，于是扶老携幼，颤颤巍巍地走过去。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激发起对城市和建筑全新的想象力。”香港大学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联合主任、策展人朱涛说。
当时国内建筑师能接触外界的渠道很有限，有的只有几本建筑杂志，都被大家翻烂了。1998年，为了突破国内建筑界沉闷保守的局面，国家大剧院项目开放国际竞赛，来自10个国家的60多个方案先后参与评选，是许多国外建筑师在中国实践的起点，也是国内建筑文化快速发展的开端之一。曾身为第一批中日文化交流使团的成员，60岁的建筑师矶崎新也加入其中，他的方案考虑了周边建筑的延续，汲取了列柱元素，还使用了新兴的计算机技术变化屋顶形态，给国内建筑师带来了不小的冲击。
矶崎新 ©Pritzker Prize
因为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当代城市碰撞，迸发出的能量不容小觑，也因为矶崎新对于中国的感情，使得他将后来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中国。近期，朱涛全面梳理了矶崎新在中国30年的实践，整合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，呈现在了成都的红印艺术中心里，汇成“矶崎新：一个世界公民眼中的中国”展览。世界范围中，关于他的展览众多，以中国为线索的还是第一次。
矶崎新-中国国家大剧院方案模型，展览现场©红印艺术中心
矶崎新-中国国家大剧院方案效果图©矶崎新+胡倩工作室
和许多只把中国当作项目地的建筑师不同，矶崎新与中国有着独特的渊源。“他的父亲早年在中国读大学，后来别人家门口种樱花，他家门口种牡丹花。父母因意外离世后，他寄宿在父母的朋友家中，依然受到周围很多汉学家的影响。”矶崎新-胡倩工作室的合伙人胡倩说。他在世界各地有执业多年的经验，而作为前辈，他也愿意和中国建筑师站在第一线，使他的实践兼具了外部的视角和内部的含义。
早期的方案中，很突出的一点，是对于他对中国崛起的预期，有时甚至超越了甲方自己的想象。建筑从设计到建成往往历时数年，甚至更久，对社会变革的反应有明显的滞后性，所以在设计之初就要包含未来环境的判断，否则可能还未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。胡倩说：“在设计深圳文化中心时，周围还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要预想到二三十年后，周围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状态，要考虑到它未来和周边那么多建筑要呈现出的互动性。”
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项目中，甲方代表谢小凡对与矶崎新的对话印象深刻，“当时他问我们，想要什么样的美术馆，是要经典意义的还是现代意义的，是要展览性的美术馆，还是要研究性的美术馆......我们的回答是都要。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，这种回答的无知，是因为我们当时对这些类型都没有概念。”美术馆要面对几百年前的卷轴画，未来的大型雕塑和装置，也要考虑学生的作品展示，而它的展陈空间，反过来也会激发艺术家的灵感。朱涛说：“当时中国甲方还来不及，或者没有能力思考这些问题，这种认知层面的不匹配会觉得为时过早，或者不能理解。矶崎新很乐意帮忙去想，用他丰富的经验，让中国项目一开始就处在世界语境里。”
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©矶崎新+胡倩工作室
即使未建成，也要为50年后考虑
矶崎新在中国有200多个项目，其中未建成的占了绝大多数。
在此次的展览中，突破惯例地模糊了项目“建成或未建成”的标签，而是把它们放在同样的标准下去讨论，这也是一些未中标项目的首次公开展示。胡倩说：“在很多人的概念里，方案没建成就等于‘失败’了。追求流行可能很容易被甲方认可，但流行也会很快过时。我们每次都是以专业素养去探讨合适的方案，即使没有被接受，也问心无愧。这些模型、图纸、方案在不同时期拿出来，都有讨论的意义。”
矶崎新是少有的从室内毫米尺度，到城市千米尺度都参与的建筑师，没有固定的建筑风格，更多的是对建筑观念的推进。“在城市扩张的时候，什么样的城市是未来城市，比如交通、后勤、服务系统如何衔接，都是重要因素。现在中国通用的格子状道路是百年前适用于马车的系统，但交通方式一直在迭代。”胡倩说，“看到很多人还在以千城一面的形式快速复制城市，我们很着急，但每次竞赛都选不上。有时候即使选上了，也很难实现。”
珠海的“海市计划”是矶崎新1994年来到中国的第一个项目，其规划之宏大，现在看来都觉得超前。朱涛作为当时的邀请人，对汇报方案的场景记忆犹新：“矶崎新提出以横琴岛南湾为圆心，以3000公里画个圆，刚好可以包括整个亚洲文化圈，作为亚洲协同组织的中心，利用互联网技术呈现全新城市形态。我在台下都震惊了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‘信息高速公路（后称互联网）’的概念，可是当时珠海连基础设施都无法支撑。”甲方政府以没有资金能力为由，问矶崎新能不能拉来投资，这本来是一种委婉的推脱，但没想到矶崎新当真了，回国四处找投资。
“方案最终当然没有实现。从今天来看，这个方案融合东方风水、互联网技术，意图把世界联系起来的想法有一点天真，但这个构想是有力量的。”朱涛说，“现在建筑师专业分工越来越细，最终可能会集中在美学效果上，从视觉上取悦公众，去研究混凝土浇得多好、空间效果多美。这种形式的美无法支撑整个城市，那些基础设施、设备、管井管网是一个系统问题，需要有人去设想和大胆创新。”
海市计划草图，1994 ©矶崎新+胡倩工作室
后来，在郑东新区的项目里，矶崎新依然投入了很大的热情。方案中考虑了交通分流，将汽车沉入地下，行人能路面畅行无阻，空中设有轻轨，还预设了未来无人驾驶的接驳可能。胡倩说：“即使现在不建也没有关系，城市建设是一件长远的事，城市形态还有巨大的探索空间。在做这类项目时，我们就知道可能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它的建成，但还是要为它30年、50年后考虑。”
郑东新区CBD副中心总体规划模型，展览现场 ©红印艺术中心
行业不会消失，城市还需要迭代
胡倩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，毕业时正好遇到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做深圳文化中心的竞赛，需要一位中国学生做助手，方案中标后她留在了工作室，逐步成长为矶崎新+胡倩工作室的合伙人。从业20多年，胡倩对于中国建筑环境的变化感受很深，“千禧年前后，我们和设计院打配合，很多东西大家都要从零开始学习，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和冲劲。到了零几年，基建和房地产项目量快速上涨，量上去后，太多方案都是直接拷贝的。这20年里，虽然整体施工质量、绘图能力比之前好，但丧失了很多原创的能力。”
经济有周期性，建筑是经济的产物，自然也有周期性。胡倩说，“这种剧烈的变化，从前是加速，现在是放缓。日本房地产发达的时候，大家都争相买房，认为房价一定上涨不会溃败，事实不是这样，中国也在经历这种状态。建筑行业从火热到衰退是必然，这两年真正显现出来，忽然发现已经影响到生计了。”
胡倩（左）与矶崎新（右）在工作中 ©矶崎新+胡倩工作室
从前大量的项目需求造就了人才缺口，而当学生们怀揣着对建筑学的理想走出校门后，发现只能做一个“画图工”，不断地重复画类似的图纸。“这20年里的设计师都是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，现在建设量放缓了，房地产衰落了，但积累的工作习惯已经养成，很难一下改变。”胡倩说。如今建筑学已经变成了被冷落的专业，劝退成为了普遍观点，表明着社会对这一行业的消极预期。
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三百年实现的现代化，中国几乎压缩到了30年完成，留下的空间很有限。胡倩和同行们交流，发现很多建筑师觉得在这个时代很沮丧，新的东西老一辈建筑师已经做完了，自己在想的事，别人可能几十年前就已经考虑过了。所以她认为：“现在的中国建筑师既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不幸在于，我们确实没有大量的新项目了，工作又非常卷；有幸在于，这个时代将要结束了，现在计算能力和技术的突飞猛进，会给整个城市系统和机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最直观的方面，AI已经有了快速辅助设计的能力，在这些技术基础上，建筑也会迎来全新的工作方式。”
没有新城要建的时候，就要做老城的迭代，植入新事物来维持城市的生命力，“比如日本会变化片区的交通体系，植入慢行系统，未来也要考虑无人机配送、无人驾驶和外卖系统如何接入城市。”胡倩对行业保持着乐观，“建筑是一个传统行业，几百年来都一直存在着，人永远需要在自然界中的庇护所，这种庇护不仅是在功能上的，也是精神上的。它可能不再是一个快速扩展的专业，但是一个永远需要创造力的学科，建筑学是不会消失的。”
《矶崎新：一个世界公民眼中的中国》展览现场
红印艺术中心
城市会溃败，也会在废墟里重生
矶崎新有一个著名理念，主张“未来的城市是废墟”，在1962年的拼贴画中，他将城市的高楼巨构安插在古希腊的断壁残垣中。在1968年，他还将一系列对未来乌托邦城市的规划方案，投射到一片烧焦的土地上。在与矶崎新共事多年的胡倩看来，这里的“废墟”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含义。消极是说，城市不会存在一个终极的理想形态，也不需要去追求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。瘟疫、战争、自然灾害会一直存在，城市也会不断地被摧毁。而积极在于，人类也会在这些灾难中继续存在，将废墟重建。
矶崎新，“孵化城市”拼贴，1962
这些对城市的观念，和矶崎新早年的经历有关。他在十几岁时，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，一颗原子弹投放在广岛，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，从前看上去无比坚固的建筑都不复存在。这些景象形成了他对城市的最初认知。无论多么雄伟的新城都会坍塌，最终变成废墟，而新城又会在它的残骸上重生，这种看透的历史观，反而成为了矶崎新参与实践的动力。在他未入围的上海世博演艺中心方案中，顶部有云朵一般的临时设施，象征着节日庆典氛围，中部是并置围合的柱林，可以容纳上万人集会，底部则是永久存在的“废墟剧场”，象征着历史的沉淀和纪念。
上海世博演艺中心方案展示（2006），背景为矶崎新在1968年所作的“再次变成废墟的广岛”拼贴 ©朱涛建筑工作室
这几年日本地价飞涨，许多日本著名建筑师的房子都面临拆除，比如黑川纪章设计的中银胶囊大楼，而矶崎新的当然也包括在内。建筑在物理层面上必然面临溃败，混凝土的使用年限也只有几十年，当房子被拆除，实体消失后，这个房子的价值还会存在吗？
“打动人的建筑品质是感官上的，而建筑学也是可以超越实体存在的。”朱涛说，“社会消费市场里有各种命题，比如满足市场、满足权力，但学科的价值有自己的演变逻辑。就像医学中，需要医生给病人看病，对症下药，而理论的医学研究也要同步进行。建筑学也是一样，需要有人应对当下的建设需求，也需要有人不断提出问题，去推动学科的进步。”
矶崎新，筑波中心（1979-1983）水彩画，项目汇集了很多经典建筑的片段，并有意识拆解将化其为“废墟”
在建筑学探讨上，矶崎新还有很强烈的“去国别”意识。他经常参加国际竞赛评奖，发言时会要求把姓名前的“日本”标签去掉，他强调自己不代表某个国籍，而是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，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去讨论设计。
矶崎新这种对待设计“无国别”的态度，有时候超越了周围人的认知。他曾接受了中国企业家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的委托，在中国修建日本侵华罪行馆，也因此收到过许多日本民众寄来的威胁恐吓信，有些甚至夹带了子弹，抗议他的“背叛”。而在他看来，这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“世界公民”，去反对战争、反对暴行而已。“绘画、文学、音乐都可以是世界的，建筑也是同样。所谓国界只是在政治区划上，划了一道线，但人类文化是共同体，对未来城市的想象也应该站在‘世界公民’角度上。”朱涛说。
矶崎新手抄古文篇目《庄子》图片©胡倩
矶崎新在拿普利兹克奖的时候说，他的时代是用艺术给建筑加分的时代，差不多已经结束了。而下一个时代，是技术能力突破的时代，建筑学的未来是更综合、更广义的，将有崭新的可能性。当时年近90岁的他，说自己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原点上，面对下一个时代变革很兴奋，希望继续摸索着向前走。
遗憾的是，疫情之后，矶崎新因病离开了人世，无法再对城市提出新的构想。但城市依然需要想象力，它的形态会一直变化，建筑师依然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排版｜榭瑞
审核｜贾冬婷股票杠杆风险